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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

王玉波

　　思维方式是指人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，即思维的方法论，它对人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。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，亦即看问题的角度、方式、方法不同，遂有了认识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弱、水平高低。促进思维方式的优化与发展，通俗讲，就是促进看法的科学与进步，事关重大，影响深远。

　　一些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，导致有些人经常会落入思维陷阱。比如，因果联系是普遍存在的。孩子能考上大学，重要原因是孩子学习刻苦；农业获得丰收，是因为天帮忙、政策好、人努力；官员因为腐败，结果锒铛入狱，毁了自己，害了家庭，影响了党的形象……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。然而，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具有因果联系，比如买彩票中大奖。如果你问买彩票中大奖是什么原因，答案是没有原因。总有人买彩票中大奖，但与你在这期彩票之前买了多少彩票无关，与你是否苦心研究彩票中奖号码的走势无关，与你是乞丐还是富翁无关，与你的文化程度无关，与你的道德品质无关，与你是否虔诚地信仰上帝无关……因为买彩票中大奖，是孤立的、偶然的、随机的。

　　相关不等同于因果，因此，相关关系不一定能推导出因果关系。冰激凌的销量和溺水死亡的人数之间就存在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，但二者变动其实都是气温这个被忽视的变量引起的，吃冰激凌本身并不会导致人溺水。天热，吃冰激凌的人就多，下水洗澡的人也会增多，从概率上讲，下水洗澡的人多，溺水死亡的人概率就大。

　　有些现象并不具有前因后果的联系，发生在前不一定是因，发生在后也不是其后果。公鸡打鸣在前，太阳升起在后，太阳是因为公鸡打鸣而升起的吗？显然不是。购物潮发生在前、春节在后，是疯狂购物导致了过春节吗？难民外逃潮发生在前、战争发生在后，是难民外逃潮导致战争的吗？事实恰恰相反。

　　有些人之所以痴迷于缘木求鱼，问题就在于其误读了因果联系。因果联系是具有产生与被产生关系的必然联系，而不是乌鸦叫丧、喜雀报喜式的牵强附会或子虚乌有的联系。

　　还有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：对局部成立的结论对整体也一定成立；对整体成立的结论对局部也一定成立。盲人摸象是个老掉牙的故事，对此作了生动的批判。看问题的角度和眼界不同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。一个跪倒在硕大佛像面前的人，看到的大佛是佛脚，但佛脚只是大佛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大佛。一个人站起来看球赛，看得最清楚，但坐席上所有人都站起来时，每位观众就和坐着观看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如果把户均存款10万元以上的村定义为富裕村，有个村有十户人家户均存款达到了100万元，显然它可以归入富裕村行列。但事实是，张家有财一千万，九个邻居穷光蛋，平均起来人人都是张百万。你说它贫困村还是富裕村？

　　因为国籍民族、历史传统、文化背景、社会环境、物质条件和发展阶段的不同，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。书载：如果问华人：“果子落入邻人土地，属于果树主人所有，还是属于邻人所有？”几乎绝大多数甚至清一色的人表示，应该属于主人所有。教义法学的逻辑直截了当：果子是果树的自然孳息，虽然落入邻地，还是应该属于果树主人。这才体现公平正义嘛！然而，让证据来说话，这种情形虽然很少见，但是在《罗马法》和德国《民法》里明确规定：果子落入邻地，属于邻人所有。由社科法学的角度着眼，主人要进入邻人土地，侵犯隐私；如果迟迟不拣，造成邻人困扰；如果彼此都种同样的果树，司法体系辨认困难；当果树延伸接近邻地时，主人没有意愿修剪枝丫。与此相反，属于邻人所有，没有侵犯隐私问题，不会有应用管理问题，不会把司法体系卷入，果树主人也会主动修剪枝丫，防范于未然。因此，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，教义法学会直接诉诸“自然孳息”这个原则。相形之下，社科法学清楚地意识到：果子是果树的自然孳息，这是一种价值。但是，落入邻地带来了新的因素，自然孳息要和其他的价值权衡比较，如何取舍，自然着眼于长远——当时间拉长，哪一种做法（法律规定）可以带来较好的结果，规范式思维与结果式思维的对照，一目了然。对此，很多人并不认同，有人反问道：“难道我的太太误进了邻家，就成了邻家的老婆了吗？”不同的事物，不能简单地类比、推理。太太是大活人，进错门，还可以返回自家嘛。再说，太太不同于果子，她的身份、归属、权利是清晰可证的。

　　公平正义是人类崇高的追求，但在特定条件下，奉行公平正义处理某些问题，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价值冲突、促进社会和谐。其实，这不难理解：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人们处理夫妻吵架问题，不纠缠于是非，做对错裁判，而是劝和不劝离？为什么在处理子女赡养老人问题时，调解比判决更容易解决问题，保持家庭和谐、亲人和睦？调解成功，并不一定是因为绝对公平合理，而是因为有人做出了高姿态，多负担一些，或者子女相互做出了让步。

　　绝对化、理想化的思维方式，缺乏整体观、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，是一种理性的自负，以此指导实践、处理问题，不仅难以奏效，而且会伤及长远和根本。

　　以立法思想而言，重要的不是“开天窗”而是“接地气”。因人情而立法，是中国古代法家的重要立法原则。慎子说：“法非从天下，非从地出，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。”

　　学家认为，法律是一个民族“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”的产物，它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之中，而且其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、习俗和共同意识。民事法律体现的是人们安排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智慧，一些传统规范中恰恰蕴含着这些智慧。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为基础，其核心是“孝”，所谓“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孔子认为，慈孝乃天理，超越一切公理、法理，不可违逆，提出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，主张在情与法的抉择中，应放弃乃至牺牲一点眼前小节微义，以维护人性和人道的尊严与人心世道的长远利益。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，是一种大智慧、大境界。

　　儒家思想以“仁”为本，而孝悌又是“仁”的根本，在圣贤心目中，立人在孝悌，立国在人伦，万世不易。儒家认为，只要人人讲求孝悌，社会的根本规则和秩序就可以建立，而根本规则和秩序，则是建立其他一切规则和秩序的基础，本固则枝荣。如苏轼所云：“孝者万行之本，本既不立，则其余何足观焉。”

　　而商鞅变法，废亲情，贱德义，贵法术，使国家秩序混乱到了“人心失驭如脱缰野马，避徭役逃酷刑至群盗满山”的程度，使社会风气败坏到了“借父耰锄，虑有德色；母取箕帚，立而谇语”的地步。商鞅不仅作茧自缚，成了变法的牺牲品，而且后世嫌贫爱富之心理、以权谋私之痼疾、杀人越货之妄为、卖国求荣之无耻，皆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余波之所滥觞也。

　　有学者指出：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亲情被相互揭发、相互举报、相互猜忌所取代，造成了人人自危、日日胆战的局面。这不仅仅导致了人们抛弃亲情、唯利是图和同胞骨肉之间的相互残杀，而且更导致了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出现动荡与瓦解。而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个家庭的动荡与瓦解，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局面。

　　慎子的立法思想和孔子处理亲情与法治关系的思想，对于建构现代法治仍然有可借鉴之处。2012年新修订的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：“经人民法院通知，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，但是被告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除外”这是现代法治对“亲亲得相首匿”这一孝道思想的尊重，也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回归。土耳其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：“被告人的未婚妻；被告人的丈夫或妻子，即使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；与被告人具有直系的前辈或者晚辈的关系，或血亲关系，或姻亲关系的人；与被告人具有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关系，或两代以内的旁系亲属关系的人；与被告人具有收养关系的人，不得强制其出庭作证。”体现了土耳其在立法上的价值理性。

　　以思维方式为逻辑起点对待问题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从小处分析：一个经常手握锤子的人，在他眼中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，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就是锤击、砸平；一个长期从事安监工作的人，看问题首先从安全角度出发，处理问题的方法，多是管控、奖罚；一个大德高僧，眼中的世界皆是可以度化之人，其方法是播扬佛法，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这启示我们：集体领导、民主决策是重要的，因为它从整体上优化了思维方式，提升了思维品质。这类启示无处不在。从大处着眼：信息技术的发展、物联网的广泛应用，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，有人预言：21世纪下半叶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，将由协同共享取而代之，成为主导经济的新模式，传统经典经济学理论将被改写；智能机器人围棋手横扫国际级围棋大师，保持不败纪录，使人们预感到人类千百年积累的知识体系将被迫重构，并彻底颠覆人类的思维方式。